这几年在来西安的航班上，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西安在卫星图上处于中国地形大势第二阶梯上，却能成为十三朝的古都；在“一带一路”条件下，西安是否又能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实现逆袭发展？后来才意识到，西安之所以成为多朝古都离不开特殊的地理形势。所谓“天下上游，交通四达；金城千里，四塞为固；天府之国，富饶之地”，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进退自如，据说倭寇侵华的时候就没有打进来。只不过自唐朝以来，伴随*治中心北移、经济中心南移后，西安（长安）在某种意义上难以胜任国都的要求。但“一带一路”使得西安在中国加快布局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凭借独特的*治经济位势、区位条件更加彰显。
前几天有一些企业家朋友告诉我要在西安设立研发中心和制造基地，很多成套产品可以通过亚欧大陆桥等出口到相应国家。应该说，西安虽然没有“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但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具有绝对优势，伴随“一带一路”发展，西安不仅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还有望再度成为世界城市。
摄：李文博
一个城市的发展位势取决于其思想文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本身的水平高度与在全球范围的分工与方位。西安在千年以前之所以成为世界城市，核心在于汉文化与东方文明在这里策源与辐射、在于中央之国的*治经济中心位势；而后不再是世界城市和帝都，是在于中央之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以及多文明中心的崛起。
如今除却国家中心城市这顶即将来临的帽子，“一带一路”给予了西安重建世界城市的战略契机。只要尊重人文历史、地缘*治与洞见趋势，西安无疑将成为“一带一路”陆向起点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西南北中的要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起点与要冲究竟如何动起来、硬起来、大起来、飞起来、响起来，还需要把自己的区域个性充分挖掘、将禀赋长板无限放大，不断围绕国际产业分工与全球城市分工站位、抢位、卡位，推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向高端演进，抢占全球城市发展主动权与国际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当前，对于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判断，是从工业化后期阶段向后工业社会方向发展。从人均GDP过万美元来看，西安的前脚迈进了后工业时代，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新经济、服务经济等；但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西安的后脚还处于工业化后期，而且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形态演化上还要补不少课。这其中，西安最大的发展问题是，为什么科教智力资源如此之丰富，丰富到近年才在市级层面出台人才引培*策，但GDP却在全国前25名以外。这并非因为地域面积小、人口少云云，而在于没有将自身的活力充分释放、潜力充分挖掘、潜能充分激发，迫切需要痛定思痛的全面战略发展反思，以及时不我待的全面赶超跨越发展。
02新经济地理上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在中国一线城市分布与变局中，过去我们讲“北上广深”，现在成了“北上深杭”。反观西安，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一度处于全国前列，最典型的体现便是西安高新区年便纳入国家首批“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序列。然而尽管这些年来，西安在创新驱动或者创新创业方面还有着一定的基础和优势，却已经不像当时那么火了。
这不仅体现在缺乏一批变革式创业的“叶”上，还体现在缺乏一批本土高技术大公司的“茎”上，亦体现在缺乏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新兴产业的“干”上，但归根结底都在于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的“根”上存在结构性矛盾。目前，西安的瞪羚企业率较高，这是前些年创新创业相对超前的结果；但是西安作为科教智力资源这么密集的一个中心城市，却没有产生足够多的新物种企业，也没有诞生出“改变世界”的伟大企业。
因此，从创新生态的角度看，直接原因是缺乏新观念引领、创业者企业家洞见力不够，导致在抓战略机遇、谋势布局以及业态创新面前没有较大突破；但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商业文明的碰撞和融入，难以形成全新的创新文明。
在新经济面前，感觉西安先后历经稳扎稳打—引领发展、温水前行—尴尬前进以及寻求存在感—再突破再跨越等阶段。从稳扎稳打到引领发展阶段，西安核心是以思想文化创新为前提、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导、以科教智力资源为支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坚持走“创业-孵化-集群”新经济发展道路，方方面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如西安高新区逐步迈入到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序列。
但后来由于在思想文化上、体制机制上、产业组织上、业态创新上未能开展充分的创新、试措、迭代，以至于在数据上、印象上、影响上被一些新兴创新高地所赶超。
这个思想文化，不仅表现在一旦发展起来就往往不够进取和不够开放，还表现在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商业文化不充足；这个体制机制，不仅表现在管理体制后来没怎么进行适应性创新，还在于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制度创新不够；这种产业组织，主要表现在引进的大项目技术扩散辐射、供应链带动相对不足，大量科技创业存在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其中这种“路径依赖”体现为创新带动创业、科学家磕磕绊绊做企业家、技术创新带动模式创新，这种“技术锁定”体现在中间插件、部套装置等，而未能抢占终端应用、行业场景、市场交易制高点与主导权；这个业态创新，主要是在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方面落下了。
如今我们提出“硬科技”，核心是在下一个成长周期内将“硬科技”与“软创新”重复结合并形成新的发展范式。其中这种“软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技术创新，二是从物理设备到虚拟空间的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业态发展；这种发展范式，就是“硬科技”的创业加上数据驱动的业态创新。
在新经济时代，我们要相信和坚持的逻辑，不是只依赖科学家而是更需要相信企业家，不是只强调大院大所而是需要强调创新创业企业，不是只强调创新带动创业而是需要突出创业带动创新，不是只强调技术创新带动模式创新而是需要支持模式带动技术创新，不是朴素的野蛮成长而是“永动机”条件下的爆发成长涌现，不是“走遍天下不如脚下”而是要打造开放创新生态圈。
03尚未睡醒的雄狮关在了什么笼子提到西安，首先令人想到的“标签”就是具有王者之气的十三朝古都、具有万以上在校生的科教智力资源、具有高精尖特点的*工产业源头，这分别反映了西安在中国历史文化版图、创新地图、产业版图上的城市个性与发展位势。
应该说，在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面前，西安自从建设国家高新区以来，在大家还没搞明白科技园区怎么搞的时候，就率先在全国践行以孵化器、专业园、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以科技创业、创业孵化、产业集群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道路，走在了全国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以及创新创业的前列，并通过在局部范围释放了充沛的科教智力资源与*工产业资源，取得了第一波的领先发展。
但是伴随东南沿海城市加速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外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西安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与新经济道路并没有从局部、到更大范围、再到整体上全面激活本地的科教智力资源、*工产业资源，以至于西安似乎还像沉睡的雄狮一般，没有释放出自身优势。
摄：李文博
这种发展历程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即使开始改而不革、开而不放，但只要做局部的改革创新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越往后越边际递减，这时候就需要有更大的突破与重生。具体而言，西安以上的局面似乎是源于如下方面的原因：
一是体制机制的，西安最大的两种资源——高校院所的科教智力资源与*工的产业创新资源，过去在封闭的体系下与本地结合的非常好，主要体现在科研和小试方面；但整体上在体制、体系层面都是逆市场化的，只要是逆市场化的就没法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没法实现工业化、产业化。
二是思想文化的，西安最缺的不是人才、技术、资本，而是商业文化，正是由于商业文化的不充足、不充分，导致技术创新难以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进而形成生产力和财富。
三是发展动能的，虽然西安的科技创业起点高、层级高，但具有明显的寄生色彩与路径依赖，这种寄生色彩主要体现在*民融合领域，这种路径依赖就是科技人员的创业习惯是围绕*工等产品做中间件而不是终端产品，这两种情况都很难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做强做大。
四是组织方式的，科教智力资源密集之地都存在技术锁定问题，往往是硬科技太多、软创新太少，科学家太多、企业家太少，创新带动创业而非创业带动创新，很多是从供给侧向需求端去做，而不是市场导向、需求导向、商业导向的，很多研发创新都是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技术经济意义上的。
五是资源配置的，一般来说产业技术革命发端于技术创新、成就于金融创新，西安的技术创新超前发展，但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远远不够，金融发展拘泥于一般的间接融资，股权投资较为薄弱，尤其是天使投资缺乏。
新经济体现的是工商活力，新科技体现的是硬科技黑科技的高度，新文化则体现的是创新创业底蕴的厚度，而新经济活力、新科技高度、新文化厚度决定着一个地区或功能区的发展水平。我想说，在这三个维度中，西安发展最好并有一定优势的是硬科技的高度，但新经济活力有待提升，尤其是由于商业文明不足抑制了创新文明，地区文化厚度的底蕴及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新文化成为西安最大的短板。
摄：李文博
这是因为，西安在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惯性下，特定专制的集权体制、重农抑商的*策传统以及农业文明的伦理体系抑制了商业文明的进步，没有充分的商业文明发育就没有持久的创新文明。这种创新文明，一定不是“只进不出”的科技研发，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再造、生产力跃升和财富裂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安的转型跨越与战略提升，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科教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如何解决商业、创业、产业、实业与之不相匹配？”，而这又取决于如何从头到尾、从古至今、继往开来的进行基因突变与文化超越。
简而言之，西安最缺的既不是GDP、也不是人口和土地面积，既不是硬科技、也不是黑科技，既不是新业态、也不是新产业，而是新思想、新文化，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新经济思想、新商业文化。并不是说西安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每次来西安反而让我更加切实地感受到西安思想文化的厚度。在这里，所想表达的意思是，创新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没有商业文明就没有创新文明，赚不到钱的都是研发而非创新。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往往是产品本身，或者说是产品最核心的要素。但在新经济时代，技术仅仅是产品构建中的一个门槛或者组成部分，往后走是产品、是业态，往前走是模式、是模式背后的思想。
在新经济面前，并非是科学家创业背景下的技术研发带动商业模式创新，而是新思想驾驭新模式、新模式架构新技术、新技术衍生新产品、新产品发育新业态。为什么西安拥有诸多城市无可匹及的科教智力资源、创新源头，却没有孕育出伟大的企业、原创根植的产业以及更多的GDP，核心在于我们上边所说的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而其背后又在于西安并没有产生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创新文化。更进一步说，在于由来已久的周礼与皇城根下的威权主义压制了强调个体、强调经世致用、强调工商皆本的商业文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安没有商业文化基因，“丝绸之路”发源于此便是重要的印证，尽管这是在国家层面的重商主义。未来西安只有充分把握区域个性的文化矛盾，将东西南北文化充分碰撞交融，将东西方海向与陆向的、南北做事与做局的相结合，才能以新文化赋能新科技、以新科技涌现新经济，才能再度引领新经济发展。
04新千年后还有什么能够引领世界前段时间听说西安在反思“十三朝古都”期间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但现在究竟有什么是领先于世界的。感觉这个反思非常有使命感和方位，尽管目前成体系、成气候领先世界的部分很少，但未来西安只要把自身最大的资源与最大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一定能找回世界城市的感觉。
摄：李文博
这其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战略共识与战略判断，就是西安最大的资源是科教智力资源，最大的优势是古今中外与东西南北中的区位、位势、势能。要建立适应西安自身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便是凭借自身区位优势、提高战略位势、释放新经济势能做更大的局，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来西安、在西安创新创业和“淘金”，尤其在新经济发展道路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下，把丰富的科教智力资源转化为创业、企业、商业、产业以及生产力和财富，发展成为全球新经济、新科技、新文化策源地，并辐射亚欧大陆相关国家和地区，最终在全球城市格局与国际产业分工中异*突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西安最有可能找回世界城市感觉的内核不是别的，就是将科教智力资源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新经济。倘若没有新经济涌现和突破，西安拥有再好的区位、方位和定位，也将难以支撑西安走的更远、跑得更快、跳得更高。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不论谁是起点，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最大的龙头自然是上海；但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东西南北中的“中”一定是西安。无论如何，西安应该要更加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引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尤其是西安有很多“中国故事”。无论是“大故事”还是“小故事”，除了“硬科技”的故事，还可以多讲亚欧汇聚的故事，以境外科技园区布局加快商品输出、产能输出、技术输出、资本输出、模式输出等，成为“一带一路”开放创新中心；可以多讲高端创业的故事，强调西安在历史上不仅能够汇聚各类创业，更是各类建功立业扎堆的地方；可以多讲文化自信的故事，不仅是文化科技融合的，还有西商文化再造，尤其是新文化之都的复兴故事等等。
但西安要讲的“大故事”是什么？G20杭州峰会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感到要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西安目前也在探索城市新的发展方式。但这个增长方式到底如何创新、又如何能讲出“中国故事”呢？不论经济学家如何诠释中国以往的增长方式以及未来的增长方式，我认为反映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这种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系统转换。
过去的增长方式，基本上是通过加强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来开发结构，然后通过科技/工业园区来布好局，然后通过招商引资与创新创业来抓取流量，再用财税*策产生经济刺激。“一带一路”的核心，也就是由此而来的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模式输出和文化输出。那么，在新时代究竟怎么办？关键是通过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吸引大量青年才俊，通过优化新经济生态促进这些青年才俊安家落户与创新创业，通过全面改革试验与先行先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社会激励结构，全面推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的系统转换与协同演化，形成开放式创新、爆发式成长发展态势。
从这个意义上，西安要讲的“大故事”不是别的，西安是要讲一个内陆国家中心城市如何在“一带一路”与新经济面前全面打造开放型创新经济体与国际化大都市，代表中国展现新时代世界城市的恢弘气魄与发展活力，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开辟新空间新模式新机制新形式。
摄：李文博
05新时代古都战略复兴与复兴战略在发展重心上，以全面转向新经济为核心，强调城市化、国际化、生态化协同发展；在发展特色和难点上，强调*民融合、文科融合、教产融合、产城融合“四融攻坚”；在具体行动上，加强人文复兴领创、未来产业涌创、互联融通协创、亚欧大陆联创、高端链接促创、现代金融促创、科产城人聚创、三区联动促创“八创争先”。
坚持“一核三化”发展战略：
一是全面转向新经济。在坚持新经济立市、强市过程中，将硬科技与软创新充分结合在一起、将“硬科技之都”与“软创新之城”相辅相承，坚持以创业带动创新、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将市场机制与*府作用相结合，最终将科教智力资源禀赋与商业、创业、产业、实业的结合。
二是推进新型城市化。着眼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以“大西安+关中平原城市群”落实“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国家战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的核心增长极、*河中上游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区；伴随中巴铁路联通新疆喀什，积极探索“西安+喀什”前后台运作双城记，变内陆港、无水港的劣势为优势，拓展发展亚欧大陆及东中西合作空间，强化能源与经济安全等，加快成为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突破口。
三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伴随西安成为陆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与中国布局全球战略的后方，国际化位势进一步提升，着眼经济体系国际化、企业梯队国际化、条件平台国际化、资源配置国际化、城市形态国际化、创新生态国际化，加快实现经济发展辐射力不断增强、产业企业竞争力加速提升、国际合作承载力显著提高、现代都市影响力逐步扩大、高端要素聚合力明显强化、营商环境吸引力持续加强，逐步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新兴枢纽、全球开放创新经济高地、国际创新资源配置中心。
四是提升生态化层级。以市场主导为原则、以创新驱动为主线、以要素集聚为基础、以开放共生为特征、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着力构筑风清气正的*治生态、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活力涌现的创新生态、公平法治的社会生态、其命维新的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生态赋能格局，为新时代大西安建设发展带来新气象、拓展新境界。
摄：李文博
坚持“四融攻坚”发展理念。
一是*民融合。走出传统*民融合寄生模式，打破从“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的链式创新，转化为*民融合创业的逆向垂直创新，促进*工、高校与市场结合，通过民营企业家+院所科学家、民间资本+尖端技术、技术创新+金融创新等开放式产业组织创新缩短周期。
二是文科融合。坚持“文化主题化、主题场景化、场景体验化、体验高新化”发展逻辑，着力推进“创意空间+技术平台+业态创新”文科融合产业组织模式，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文化创意、数字文化、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传播等新业态。
三是教产融合。围绕产业资本投入教育、教产人才双向流动、推动多方联合办学、共引共享创新人才、共建共享创新平台、联合开展项目研发、跨行*系统配置资源等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教产融合与开放创新。
四是产城融合。通过多规融合、统分招商、集中供地、创新综合体等方式，打破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协同、不适应发展局面，着眼推进空间形态和功能不断演进，优化提升城市建设、功能配套、公共服务供给，围绕产业创新、产业孵化、产业加速、规模生产、产业辐射等功能需求，结合制造业、服务业特点加强空间布局与生产力布局。
实施“八创争先”行动计划：
一是人文复兴领创。围绕大文化发展与中国软实力提升，加强“最中国气质重焕、思想市场重建、西商精神重塑、汉文化影响重现、文管格局重组”，不仅激发内部发展活力，还“一带一路”发展层级推向文化输出层级。
二是高端产业涌创。顺应生活方式带动生产方式转变，以场景应用为核心、以硬科技为门槛，重点借助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经济形态经济模式，培育发展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未来新兴产业以及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是科产城人聚创。以城市空间、产业空间、创新空间、人口发展四规融合为突破口，围绕科技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优化提升，实施城市高端功能区发展战略，加快从形态开发、功能开发、生态开发迭代，形成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生态、宜居适业宜游的首善之都，最终以一流的新城产生一流的科技、涌现一流的产业、吸引一流的人才。
四是互联融通协创。建立市县两级“硬科技创业计划、瞪羚企业计划、独角兽企业计划、大企业平台化战略”培育促进机制，加快将“小微企业、规上企业、骨干企业、龙头企业”产业发展范式转变为“源头企业、创业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建立产业爆发成长机制。
五是现代金融促创。把握金融的产业属性、服务属性、金融属性、科技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参照资源禀赋型（京）、争抢位势型（鹏）、借船出海型（渝）、弯道超车型（杭）、无中生有型（成）城市发展模式与发展经验，打造国家现代金融创新中心；建立起覆盖技术创新全过程的多功能、多层次、普惠型，以及财*资本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现代金融*策体系、服务体系及工作体系。
六是亚欧大陆联创。从人才、技术、金融、项目、园区、产能、文化等方面，加强东中西跨区域、亚欧大陆跨境范畴内的跨区域/国科技创业、跨区域/国技术转移、跨区域/国科技金融、跨区域/国科技合作、跨区域/国科技园区、国际产能合作、国际交流合作等，促进中国发展模式输出。
七是高端链接促创。加强国别研究与友好城市布局，积极探索城市外交，探索高端资源配置新模式新机制新形势，以人脉链接带动专利技术、创业资本、经验知识的链接，实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充分利用。
八是三区联动促创。充分把握新时代条件下，大西安在陕西自贸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改革试验区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条件下，加快改革、开发与创新，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形成新时代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西安篇章。
06从“西迁精神”到“西进运动”如前所述，自唐以来伴随*治中心北移、经济中心南移，长安某种意义上难以胜任国都要求，但“一带一路”使得西安在中国加快布局全球战略过程中，经济*治位势、地缘条件彰显。应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是陆权思维、海权思维。纵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等世界性大国的崛起与兴衰，必须有海权的强大冲击力、爆发性，以及陆权的长效发展活力、稳定的大后方。只有强大的海权才能不断地延展，但没有强大陆权就难以持久。
伴随中国发展阶段、发展位势的升级与提高，不仅要从陆权思维到海权思维，还要继续强化陆权思维，使得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超级大国方向转变。西安虽然没有“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但在“陆上丝绸之路”上，作为中国东西南北中的地理中心具有绝对优势，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发展，西安不仅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还有望再度成为世界城市。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体现，是汉文化发源地能否再次成为世界城市与新经济地理中心。伴随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快布局全球战略，西部将由过去的大后方转变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加强地缘*治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前台。西安需要在“西迁”的基础上“西进”。
如今，当大家再讨论西安在新经济大潮走向何方的时候，有人认为应该走中关村的模式，有人认为应该走波士顿的发展模式，有人认为西安应该成为深圳，也有人认为应该与成都对标。事实上，西安有高度密集的科教智力资源、有广阔的市场腹地、有宽宏的丝路开放格局、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他不应该成为谁谁谁，而是成为真实独特、继往开来、再度辉煌的新西安。从目前来看，西安能否在新时代实现战略跨越、引领发展的核心，是回答历史上一个建功立业之都如何成为创业创新之城。
围绕这个建功立业之都成为创业创新之城，就需要更加强调借势、取势发展。这个“势”就是西安与生俱来的兵家必争、商家必争、国家必争、国际必争，从而无中生有、有无相生。结合以上提出的五个层面的问题，西安需要加快形成“五位一体”的创新范式：一是发育更具商业基因的创新创业文化，规避不会做小生意、小买卖的短板，发挥北方人、西北人、陕西人、西安人与生俱来的战略直感、综合思维、天下主义与豪迈情怀，从做事到做局、抓大机会、跨界融合、普度众生，把劣势转化为优势、让长板更长并用在商业上。“丝绸之路”代表了成熟的商品经济与强大的外贸，这说明西安这个地方做“小生意”不怎么样，要做“大买卖”才行。二是加强“引狼入室”的新动能培育，抓住国内外跨国公司、大企业、平台企业、产业组织等依托西安在中国西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布局的战略契机，着力提升企业集团的溢出能力、平台企业的衍生能力、源头企业的生成能力、草根企业的试错能力，培育出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创业企业群体。目前很多企业来布局，加上历史上的西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需要有更多的鲶鱼过来。三是形成“开放式逆向创新”的组织方式，在技术路线上不是从院所到市场的科研，而是从市场到研发的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不是传统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不是将科研人员变成工程技术人员、再变成创业者、再变成企业家，这会导致周期过长、成功率过低，而是采取“科学家+企业家”、“*工技术+民营资本”、“产品技术+新兴市场”等模式，走出“到底有没有成、是不是果、能不能转、好不好移、能不能化”的困境。四是加强“从消费到生产”的反向资源配置，走出工业经济生产决定消费，进入新经济的消费决定生产的发展阶段，不要把有限的资本、资源投入进中间件、零部件、布套等中间产品，而是把更多的资本、资源投入到终端产品、场景服务、市场交易、行业应用、商业推广之中。五是发挥“双自联动”体制机制创新优势，在*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科技金融以及园区管理等领域，做更多更大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先行先试。
总而言之，西安只有将遵循陆向传统的与遵循海向传统的、强调整体合力的与强调个体活力的、将深厚的农业文明与活跃的商业文明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经济文化，才能把新经济活力充分释放出来，才能把硬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才能在不扩大地盘及人口的前提下放大经济体量，才能把西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重建世界城市。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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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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